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语言学家王福堂先生因高龄于2022年12月16日晚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王福堂教授原籍绍兴，1934年4月22日出生于杭州。1952年秋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56年7月毕业后留校，先后在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现代汉语教研室任教，1988年任教授，1993年任博士生导师，2002年退休卧龙2神机娱乐。中国语言学会会员、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原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语言学论丛》编委。

　　王福堂教授毕生致力于汉语语言学特别是汉语方言学的研究和教学，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方言学基础理论、汉语方言田野调查等许多方面做出了奠基性、开拓性的研究。王福堂教授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与中国传统训诂学研究成果，数十年如一日修订《汉语方言学概要》《汉语方音字汇》《汉语方言词汇》，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其专著《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绍兴方言研究》和论文集《汉语方言论集》（增订版）都体现了他在这一学术领域的高度成就。王福堂教授十分注意培养年轻一代，为我国方言学事业的长远发展殚精竭力。曾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一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语言学二等奖”（《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1995）、“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汉语方言学系列课程，2001）等多个重量级奖项。

　　王福堂教授笃志学术、品格高洁、大雅君子、一身正气。王福堂教授的逝世不但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方言学界、中国语言学界的重大损失。对于王福堂教授的逝世，我们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12月18日，西财智库SWUFEINSTITUTION发布消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赵国良先生逝世。

　　赵国良教授的一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将毕生智慧都倾注于经济研究上，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1959年7月毕业于四川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留校任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兼任中国工业与贸易促进研究会顾问，四川省工业经济协会副会长，四川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领导小组顾问，四川省及成都市科技顾问团顾问，四川省科技顾问团改革与发展组组长，成都市科技顾问团经济咨询组组长等职。

　　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遴选为博士生导师的赵国良教授，先后获得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作品奖、四川省首届创新人才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等。

　　1997年，由他担纲主持研究的国家级重点课题《现代企业制度论》以专著形式出版后，被选为送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阅读的全国十本优秀社会科学著作之一。

　　赵国良教授还相继获得了四川省科技进步奖、社科研究奖等其他奖项，相继参与了中国城市综合改革试点等全国性重大课题调研及四川省许多重大决策性课题调研和讨论；甚至还执笔起草了四川省委省政府指导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文件，并取得很好的实效。

　　作为一名永远的“改革斗士”，赵国良教授的勇气和睿智在他的学术探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曾说：“在一生的治学中，我很浅，我没有要求我自己达到那样的深度，但是我有一条自我的要求，我是一直做到了的，就是讲真话。我要坚持我自己的良知，我没有想通的，我绝不附和。”

　　以书传家，以学报国。赵国良教授达观的处世准则和高尚的品格更是后人仰慕、学习的典范。据悉，赵国良教授带领一家三代孜孜不倦遨游于财经海洋，一家三代8口人，分布于成都3所大学，出了3个博导、4个教授、6个大学教师，先后有6人在西南财大攻读过本科硕士博士，一家人用所学不断回报国家经济建设主战场，身体力行实践着“经世济民”的西南财大的大学精神。

　　在工作上，同事和学生称赞他乐于奉献、衷情事业，晚年时期仍然关心中国和四川的发展，关心党的事业和国际大局。“他是四川省经济改革、城市改革、农村改革、教育改革，尤其是企业改革走在全国前列的功臣，是当之无愧的国企改革的理论大家和开路先锋。”

　　精神医学主任医师陶林在心声经典发文称，著名学者、蜚声中外的性学研究专家、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刘达临于2022年12月17日凌晨4：56分钟在上海六院ICU抢救无效去世，享年90岁。

　　刘达临，1932年6月2日生于上海，1949年9月入学燕京大学新闻系。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系。参过军，获中尉军衔，1969年复员。1982年任上海大学《社会》杂志编辑，副主编。1988年任上海性学研究中心主任，创办《性教育》杂志。上海大学社会系教授，亚洲性学联合会主席，中华性文化展览馆馆长。

　　著有刘达临作品系列：《性社会学》、《中国当代性文化：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中国古代性文化》、《世界古代性文化》、《世界当代性文化》、《性与中国文化》、《中国性史图鉴》、《世界性史图鉴》、《中外性文物大观》、《20世纪中国性文化》、《中国情色文化史》、《浮世与春梦：中国与日本的性文化比较》、《爱经与秘戏：中国与印度的性文化探秘》、《云雨阴阳：中国性文化象征》、《中国同性恋研究》、《探访性文化之旅》、《中国性文化史》、《中国历代房内考》、《世界性文化图考》、《世界性博物馆巡礼》、《性学十三讲》、《性文化七十七夜谈》、《历史的大隐私：中华性文化二十讲》、《大男女》、《一个性学家的日记》、《我的性学之路》、《我与性文化》等。

　　从1989年至1990年，他克服了重重困难，成功地主持了全国两万例性调查，轰动了世界。许多海外报刊称他为“中国的金赛”（金赛是50年前的一位美国教授，曾成功地主持了17000人的性调查，当时轰动了世界，从而成为世界性社会学的奠基人）；美国的《时代》周刊评价他是引导中国进入幸福的21世纪的六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四次被选为亚洲性学联合会的副主席，并被授予“赫希菲尔德国际性学大奖”。

　　刘达临之所以将下半生全心奉献给老祖先的性趣，另外一个原因是受到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刺激”所致，因为高罗佩只是一个外交官，可是他却首创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先河，从搜集中国古代春宫画着手，进入中国古代性文化的神秘禁地，他的《中国古代房内考》和《密戏图考》，至今仍被引为研究中国性经典之作。“一个外国人能，中国人为何不能呢？”刘达临这几年来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哪里有性文物古迹，他就风尘仆仆赶往那里……

　　除了上海外，刘达临在1993-1994年间，又在上海、无锡、沈阳、大连办过4次正式展览，在上海时，为顾忌社会风气，上级领导虽然支持，但仍要求内容做些调整，例如因为性学界主张佛教密宗使用的金刚杵系由男根演化而来，怕引起宗教纠纷，所以金刚杵全撤了；秘戏瓷雕不能放太多，春宫画、嫁妆画，不要放在太明显的地方……尽管如此，参观人潮仍然大排长龙。在大连展出时，当地公安部和文物部的人也怕造成什么精神污染，气汹汹来了，不过看了一下，没说什么，就走人，算起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步伐，大陆的性开放也迈开了脚步。几年收集下来，性文物高达千件，刘达临的家已无容身之处，为了安置这些老宝贝，他不惜举债30万，买下上海郊区的一栋小楼，制柜造架，再一次走在时代之先，创立中国唯一一家性文物博物馆。